1986年进入社会学领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师从费孝通先生，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组织社会学（信息技术应用与社会变迁），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项目评估。

邱泽奇老师在慕课平台上开设的《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慕课课程”。

（以下【问】为记者，【答】为邱泽奇老师，访谈经过少部分删节)

【问】:邱老师，您本科和硕士阶段的专业都与生物学相关，但自博士阶段开始在北大攻读社会学的博士，此后也一直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请问您当时为何没有继续学习生物学而是转向了社会学并将此作为一生的职业？

【答】：那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不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是从饥饿中熬过来的，求生存，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在求生存的过程中，哪儿有机会，就去哪儿，工作也多是国家分配的，其实没有强烈的个人意志。我本科学的生物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去工作。因为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各个学校教学水平差异很大，我本科的专业知识水平比较弱，不能直接去北大读生物学的研究生。在农场工作了两年后，我读了农科院农史专业的硕士。硕士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华中农业大学的社会学系教书。在工作的七年之间，社会知识的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我意识到提升专业知识是更好地从事我的工作的必然要求，所以后来又在北大读了社会学博士。当时的价值理念很推崇科学救国和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精神，最受尊敬的职业不是商人、官宦、而是科学家。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因职业需求从生物学转向社会学并不断学习深造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问】：您对社会学这一学科在我国目前的地位或者现状有什么看法呢？

【答】：我国1949年以前是有社会学的，1952年做院系调整的时候社会学系被取消，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当时没有团队、没有教材、没有员工也没有科研成果，基本是一片空白。北大从国际关系学院中分出社会学专业，让费孝通先生主导社会学的重建，把原先学习社会学的老先生们请出来。但学术活动是一个连续性很强的活动，几十年的空白让学科重建和形成传统的难度陡增。在重建的过程中出现的急功近利和自我殖民化等问题，这个学科在发展的同时面临着很多困难。社会学是一个价值取向和科学技术融合的学科，而科学能力的训练、科学能力的养成都是需要时间的。在此过程中，社会学又恰巧遇到了全球化的冲击，导致目前社会学体系中中外的冲突很大。社会学要求学者们对本土传统和国际潮流有双重认知，我认为至少还得两代人的努力，才能让我们的社会学真正建立健全起来。

【问】：邱老师，您师从费孝通先生，这么多年来您在社会学领域也做出了自己的成就，对于社会学来说，实地调研很重要。您觉得这么多年深入乡村、实地调研的经历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或者感受是什么？

【答】：做社会研究的，如果不面对社会，就像是实验科学不面对实验室。社会，是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实验室，也是社会学研究的意义所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几十年来整个中国从北京到乡村的变化都非常大。比如从独生子女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角度来说，这个政策使得整个家庭角色、家庭关系发生了翻转。以前是家庭里家长最大，现在是孩子最大。很多这样的社会政策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学人，关注生活，关注本土是非常重要的。

【问】：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您认为员工在学习过程中最应该具有的品质是什么呢？

【答】：主动性和批判性。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一直是通过找正确答案来学习的。但是到了大学，你们应该不仅仅局限于答案的对错和背后的原因，还应该要思考有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有正确答案。自我的判断力是你们最缺少却也是最重要的能力。而批判性的养成则需要主动性。我在课堂上很强调这一点，我常跟员工们说，你们如果没有问题我就走人，但你们如果有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我都愿意跟你讨论。

【问】：邱老师博览群书、各个专业的书籍您都有涉猎，如果让您给北老员工推荐一本您认为必读的书，您会推荐哪一本呢？为什么？

【答】：一本书似乎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对社会科学的员工，尤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的员工而言，有几个方面的基础是必须的：

第一，对世界发生、发展、演变格局的认识。我推荐John Hirst的《极简欧洲史》，文字浅显易懂，对整个欧洲文明的大线索清楚明了。

第二，对中国发生、发展、演变格局的认识，我推荐钱穆的《国史大纲》，视角独到、高屋建瓴。

第三，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要有认识。我推荐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简明扼要、入木三分。

第四，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要有认识。我推荐James Gleick的《信息简史》，既有科学与技术发明创造的掌故，更有对信息社会进行理解的钥匙。

此外，我们的员工还需要一本对中国当代社会有宏观把握的书，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发现。